赵子立的解读，揭开“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”战术的根源，果然高明_日军_部队_日本

中国的旧式军人对日军的战术有一定的了解，这在当时的中国军事界是比较常见的现象。这种了解，往往源于近代一股特殊的风气，那就是军事学东洋，外交学西洋。自从1898年开始，清朝就派遣军官和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。进入20世纪后，尤其是1900年末，第一批中国学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此后，共有29期学员从这个学校毕业，总人数超过1600人。在这些人中，老一辈的军人如蔡锷、蒋百里、孙传芳和阎锡山等人比较出名。至于中年一代，何应钦和蒋志清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而蒋志清正是蒋中正的亲属。至于年轻一辈，汤恩伯、何绍周和宋希濂等人也开始崭露头角。

在黄埔军校刚成立时，战术教材大部分参考了苏式战术，但也有一些日式的元素。毕竟，蒋中正和何应钦等人都曾在日本留学。与此同时，许多地方军阀创办的军校也选用了日本的教材，甚至请来了日本的教官。比如桂系和川军，他们的军校都采纳了这种做法。川军的老将王陵基就是因为精通日语，才从一个县长职位被请回川担任日语翻译，随后成为了许多川军将领的名义上老师。

不仅如此，陆军大学的前九期学员大多也由日本的教官担任教学，教材同样是以日式为主。虽然聘请的日本教官或翻译的教材并不涉及当时日本最先进的战术（例如日军每当讲解先进战术时，都会找各种理由让中国学员缺席），但日军的基本战术原则和作战理念，却不可能掩盖。日军的作战原则虽然繁多，但归纳起来，仅有四个字——“攻击”和“包围”。

既然对日军的战术理解如此深刻，那么在抗战初期，由蒋中正系的部队在正面战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呢？客观来说，战斗表现并不算出色。这并非是因为部队缺乏勇气或者牺牲精神，而是缺少正确的战术应对，并且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以华北战场为例，宋哲元指挥的第29军始终认为，日本并不会与中国展开全面战争，而只是想通过此战争取更多的利益。这也是第29军在华北战场上屡屡错失良机的原因。

在保定会战中，第29军的表现则更加糟糕。尽管在平原地带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时，士兵们表现出不畏艰难的勇气和牺牲精神，但显然，正面对抗日军的优势兵力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取胜。在淞沪战场上，情况同样如此。在已确定先敌进攻的方案后，指挥部却没有马上采取行动，而是仍然抱有希望，认为国际调停可能阻止战争的进一步扩大。更严重的是，淞沪战场上犯了逐次增兵的错误，始终没有集中兵力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打击力量，给敌人致命一击。更糟糕的是，淞沪和杭州一带本是河网地区，不适合大规模兵团作战。把几十万兵力集中在狭小的淞沪杭地区，使得日军的陆海空联合作战力得到了充分发挥，造成了惨重的损失。

在撤退的决策中，依旧存有幻想，希望通过国际调停解决问题，结果拖延了撤退时机，导致部队不得不回撤阵地，承受了不必要的损失。尽管从战略层面来说，把兵力调至淞沪杭地区，与日军展开大战，成功拖延了日军北进的计划，并为后方部队赢得了时间，但从战术上来看，却没有多少亮点。

与此相比，武汉会战则是一场充满亮点的战役。在这次战役中，中国指挥官们灵活地使用了多种战术方法，与日军展开了多次局部作战，许多地方战场上获得了不小的胜利。例如，在万家岭，几乎全歼了日军106师团。但即便如此，武汉会战的整体指挥仍未形成系统的战术理念。

经过武汉会战后，南岳军事会议成为了一个转折点。会中，指挥官们总结出了一种有效的对抗日军的新战法——破坏交通线与侧击，这一策略最终为后来的“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”战术打下了基础。经过进一步的实战检验，在上高会战中，“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”战术得到了完善。

赵子立当时曾是第9战区的作战处副处长，他曾经详细阐述过这一战术的实施方式。赵子立认为，要想实施“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”战术，首先需要解决日军与我军装备差距的问题。日军拥有强大的火力优势，尤其在炮兵、空军和战车方面，明显优于中国部队。如果在对峙线上与日军展开较量，短期内或许可以抵挡，但要战胜日军则相当困难。

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。第一个方法是逐步抵抗后撤，将敌军的优势逐步消耗。第二个方法是破坏道路，使日军无法使用重炮和战车。这种做法不仅能削弱日军的火力优势，还能在适当的时机进行侧击，改变战局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可以把敌军的火力拉到与我军持平甚至低于我军的水平，从而争取到胜利。

日军的另一个战术原则是包围。日军特别擅长利用地理障碍物（如山脉、河流等）进行包围。了解这一战术后，我军主力部队就应在敌军包围部队的外线侧翼展开猛烈侧击，从而打破包围圈，达到反击的目的。

那么，第9战区是否具备实施这一战术的地理优势呢？事实上，湘北地区是进行“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”战术的理想地。该地区的山脉和湖泊构成了有利的地理障碍物，为部队展开战术提供了条件。如果日军选择南进进攻，必然会面临我军的地理优势。

接下来，第9战区在几次重要会战中采用了这一战术，取得了一些战果。在长沙会战中，尽管日军兵分四路发起进攻，但我方防线坚固，最终阻止了日军的突破。尽管第2次长沙会战中薛岳偏离了“后退决战”的计划，导致战术失误，但第9战区依然在后续战斗中展现了顽强的抵抗精神。

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，赵子立的战略得到充分应用，最终为第9战区带来了胜利。这场战斗充分展示了“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”战术的优势，标志着中国军队逐渐找到了有效的对抗日军的方式。然而，尽管战术本身并无太大问题，在后续的长衡会战中，薛岳的错误决策却让这一战术未能完全发挥效力。